我特别感激很多人给了我一个机会，在图书公司当一名经典文学的编辑。作为一个理工科背景的本科生，在我身上，唯一能与文学擦上边的，也许只有从小还算及格的文字功底、阅读积累以及大学几年自学的文学史知识。我很幸运遇上许多给我鼓励、一路支持我的同仁，尤其是那些给予我很多宝贵经验的出版行业前辈。很庆幸，我也正一步步地走在成为一个合格编辑的道路上。可是无论我如何努力提高我的文学素养、如何尽力完成我的编辑工作，并且也有许多不错的书经我手出版，但是一个质疑的声音总不时在我脑中出现：半路出家且毫无专业背景的人，所做的工作能否让人信服？直到我成为高阳系列作品的责任编辑，这个声音总算有了回响。
先来说说高阳其人。高阳1922年出生在杭州的一个望族许家，是中国当代历史小说无法回避的高峰，著有《李娃》、“胡雪岩”系列、《慈禧全传》等。高阳出生两年以后，与杭州毗邻的嘉兴，另一位通俗小说大师，后来与高阳齐名的新武侠开创者之一的金庸出生了。同样是书香门第出身，同样受过扎实的家学幼教，可以毫不讳言地讲，高阳与金庸是中国最后一批传统文人，所以他们渊博的国学知识、从小培养的文学素养，使得他们一出手便是高水平，创作的小说在当时便已畅销，及至今日仍为经典。
虽然出身、经历相差不多，不过金庸却有一点，是高阳所终生歆羡而不得的，以至于高阳刻闲章“自封野翰林”，并在其许多小说中抒发不平之意。
高阳与金庸的学历并不高。金庸1944年考入搬迁至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这是一所国民党设立的培养党政干部的学校，算不得名校，而且他也未获得该学校的毕业证书，可以说是无文凭。再看高阳，1940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所教会大学倒有名气，出过顾维钧、林语堂等知名校友。他也是中途辍学，然而后来又考入了空军军官学校。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专科学校。
他们以这样的学历，从事文学创作，在当时就有争议。尤其他们的小说都涉及历史，高阳不必说，本身就是历史小说书写；金庸的武侠小说，都有其历史背景。没有专业背景支撑，他们的历史叙述很难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其实历史考据，本就没有什么人能做到滴水不漏、不被质疑。然而一个很荒谬的事实是，评论家、学者对非科班出身之人的学术批评，往往更加苛刻。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夏志清，回忆早年的求学经历，也曾遭遇过学历方面的质疑。他以高分考取北大留美名额时，就因为自己的教会学校背景，使得许多人纷纷表示不服，就连主持公道、录取夏志清的胡适，在写推荐信时，听说他是沪江大学毕业生，就透出很大的失望。
文凭是专业能力的唯一判定，这种世俗偏见，过去存在，如今也存在。
然而金庸在晚年，被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世界名校或授予名誉学位或聘为名誉教授。反观高阳，终其一生也没有被任何机构认定过，他在诸多文学领域中的成就以及地位。相比高阳，金庸是
正如张大春在为高阳作品特别撰写的导读《平生幽愤汗青知》中提到的那样，“不遇”者众，“怀才”者寡，每个时代皆如此。在两者无法兼顾的时候，我们是汲汲于“遇”，努力获得专业认可的凭证，还是如高阳一般，“怀才”且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我想人人自有思考。
至此，这实在算不上一篇编辑手记，通篇的牢骚，却对编辑的书的内容只字未提。
也确实没有太多可提。因为我才疏学浅，苦思冥想，也未能从高阳这批重新出版的历史小说（《李娃》《乾隆韵事》《荆轲》《丁香花》《小白菜》《金色昙花》）中，提取如当下畅销小说所宣言的所谓“时代或读者的痛点”。张大春老师说得好，高阳创作历史小说，实在是为了完成他“以小说治史”的“重塑”企图。高阳凭借自学而来的充沛的历史知识以及从小就培养起来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将仅仅几千字的唐人传奇《李娃传》改编成二十多万字的小说，并加入长安风貌、唐朝科举等丰富细节；将他对历史疑案的多方考据融入小说书写之中，康雍乾三朝的宫廷秘辛就这样缓缓被揭开；将“荆轲”“龚自珍”这些历史名人多角度解析，使他们跳出正史中的片面形象，变得更加有血有肉……
“我看完高阳的历史小说能获得什么？”在似乎功利的当下社会，这是很多读者会对作品提出的疑问。我作为编辑，在推书的时候也经常如此自问。我想，就我而言，终于能对从事编辑以来的自我质疑有了答复：若我有朝一日，能做到高阳先生这般“怀才”，纵使“不遇”，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可是又有一种困惑袭扰我，“怀才”如金庸、高阳，尚且或高龄求学于名校，或不时抒愤于文章。也许求“遇”非世俗之见，恰是从古至今中国读书人的“情怀”。我曾好几次拿起考研材料，希望获得一个文学方面文凭，岂不也是这个“幽灵”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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